
当地时间8月19日,韩国行政安全部宣布,将公开征集新成立的重大犯罪调查厅首任厅长人选。按照韩国政府目前的安排,这一新机构将在10月2日正式启动。此前一天炒股配资怎么操作,韩国政府已经敲定重大犯罪调查厅的组织规模,新机构计划配置2874名人员,负责腐败、经济犯罪、国防采购、毒品、危害国家安全、网络犯罪等七类重大案件。

这一系列动作意味着,韩国检察改革已经不是讨论阶段,而是进入最后的机构落地阶段。检察机关不再同时掌握侦查和起诉两项核心权力,重大案件交给重大犯罪调查厅等机构处理,公诉工作则由新的公诉体系负责。
这对于李在明来说,政治意味当然十分明显。8月4日,李在明主持国务会议,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官直接侦查权和补充侦查权。他当时明确表示,将侦查权和起诉权分离,是让“不正常的刑事司法体系恢复正常”的起点。根据新制度,检察官如果认为警方调查存在不足,只能要求警方补充调查,不能自己重新调查。
至于说李在明“大仇得报”,主要是因为尹锡悦担任检察总长以及总统期间,李在明长期处于司法调查压力之下。尤其是在李在明担任最大在野党党首时期,围绕房地产开发、企业汇款、选举等问题的调查接连不断。共同民主党一直认为,韩国检察机关已经严重政治化。现在李在明入主青瓦台,检察厅反而走向撤销,从政治叙事上看,确实具有强烈的反转意味。
但如果因此认为李在明只是为了“报仇”才改革检察体系,也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韩国限制检察权力的争论已经持续几十年,卢武铉执政时期就试图推动检警分权。文在寅时期进一步取消检察机关对警方的侦查指挥权,并压缩检察机关可以直接调查的案件范围。问题在于,此前改革始终没有彻底切断检察机关同时控制“查案”和“起诉”的制度基础。

更关键的是,韩国检察机关长期处于一种特殊位置。新总统上台以后,检察机关往往调查上一届政府,以此建立与新政府的政治关系。等到总统进入执政后期,权力开始松动,检察机关又可能调查现任政府官员、总统亲信甚至总统本人。
尹锡悦的政治崛起,把这一现象推向了极端。他本身就是检察总长出身,因为调查文在寅政府重要人物而迅速进入政治中心,辞去检察总长后直接参选总统,最后成功进入青瓦台。检察机关由监督政治权力的机构,出现直接进入政治权力中心的情况。李在明现在所做的,就是从制度上切断这条道路。
问题也随之出现:撤销检察厅,真的能够终结所谓“青瓦台魔咒”吗?恐怕只能解决其中一个问题。韩国总统频繁遭遇调查甚至入狱,检察机关权力过大确实是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
首先是韩国总统权力本身过于集中。总统可以主导大量高级官员任命,对经济、外交、安全和行政体系拥有巨大影响力。权力越集中,总统本人以及身边幕僚、亲属卷入利益输送的概率自然越高。

其次是韩国特殊的五年单任制。总统只有一个任期,不能连任。这原本是为了防止长期执政,但同时产生了一个副作用:总统上台后时间有限,往往希望快速推动政策,而反对党同样知道总统的政治生命只有五年,结果就是朝野很难形成长期合作。前半段激烈争斗,后半段总统影响力下降,新一轮权力重新洗牌。一旦政权更替,对上一届政府的调查自然容易出现。
第三个问题更加难解决,那就是韩国高度对立的党争。很多法律问题最后都会变成政治问题。一方执政以后推动调查,另一方就指责这是政治清算。等政权轮替以后,双方身份交换,再重复一次。只要这种政治结构不改变,即使检察机关退出,调查权仍然需要有人掌握。
今天是检察厅,未来可能是重大犯罪调查厅、警方或者特别检察官。如果只是把权力从一个部门搬到另一个部门,而没有建立更加严格的监督、任命和制衡机制,那么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检察政治”,而是出现另外一种形式的“调查政治”。
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已经决定对相关改革提出宪法诉讼,认为彻底取消检察官调查权可能与宪法赋予检察官申请令状等权限产生冲突,同时担心案件处理效率以及受害人保护受到影响。这也说明,检察改革并没有让韩国政治斗争结束,反而正在开启下一轮制度争论。
因此,李在明确实完成了卢武铉、文在寅等进步阵营总统长期想推动却没有彻底完成的事情。韩国检察机关过去那种集调查、起诉于一身,并能够直接影响国家政治走向的模式,将受到根本限制。
但“青瓦台魔咒”不会因为撤掉一块牌子就自动消失。真正决定韩国总统能否摆脱卸任后遭到政治清算循环的,是总统权力能否受到有效约束,调查机构能否保持独立,朝野能否降低零和对抗,以及法律究竟是用于追究真实违法行为,还是被卷入政党竞争。

所以对李在明来说,这场改革最多意味着拆掉了过去的一套制度,但远不能说明他已经摆脱“青瓦台魔咒”。新的调查机关10月2日正式运行以后炒股配资怎么操作,谁来监督调查者,谁来约束新的权力中心,才是韩国检察改革真正的下一道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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