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离岸家族信托再度引发热议。事实上，近年来，多位富豪、企业家设立离岸家族信托“翻车”并引发重大法律、税务纠纷。
这些案例清晰反映出：信托不等于绝对安全，尤其在结构设计、控制权安排和法律合规上稍有疏忽，就可能导致“信托被击穿”或资产不保。
针对离岸家族信托设立可能遇到的各种雷点，第一财经记者采访了多位离岸家族信托的委托人、受益人、家族信托管理机构等。
现金信托和股权信托差异大
离岸家族信托（Offshore Family Trust）是高净值人群（特别是企业家、富豪）常用的一种财富规划工具，通过将资产转移至设立在境外［如英属维京群岛（BVI）、开曼、泽西岛、新加坡等］受托人名下，来实现一系列法律、税务、继承与资产保护目的。
近期，坊间不乏信托资金被非委托人、受益人提取的案例。跨境服务机构TC GROUP创始合伙人、执行董事陈东超对第一财经表示，如果排除信托未被正式设立、委托人资金来源不当导致信托被击穿等问题，那么这类信托很可能是设立在BVI的“股权信托”。
现金信托和股权信托的控制权差异巨大。现金信托（Cash Trust）是直接存放在受托人名下的信托账户，资金流动需经过受托人（例如汇丰等外资银行）同意，受托人负有法律责任，委托人无法随意转移资金，信托具有良好的资产隔离与合规性。
股权信托（Share Trust）则不同。京华世家家族办公室董事长聂俊峰对记者称，股权信托的资产是委托人设立的BVI或开曼等离岸公司的股权——这类公司的实质是信托的SPV公司（特殊目的公司）。公司账户通常是以该公司名义开设的银行账户。如果SPV公司董事仍由委托人或其家族“年长子女”某一人担任，或账户操作权还在该董事手中，那么在信托未规定具体“代位”机制的情形下，就会导致资金被授权代理人支取，但可能违背委托人信托目的的情况。
例如，已故委托人的某位年长继承人可能可以绕过受托人，直接在信托控股的SPV公司操作资金。此外，信托独立性存疑，存在“名为信托，实为自持”的法律风险。一旦发生诉讼、税务审查、资产执行，信托保护功能可能失效，被法院或监管机关“穿透”。
就信托设立地点而言，聂俊峰认为，因早些年信托法局限、本地受托人多为“卖方”大金融机构等原因，中国香港其实一直不是离岸信托热门地。香港诸多财富家族很早就选择了家族信托，以此作为资产保护、管理与传承的顶层设计和基本架构，但更多是在BVI等“避税天堂”。不过，开户银行在香港的情况并不少。
早在2003年，香港仍然沿袭原信托法，不仅信托存续时间只有80年，而且深受英国信托法“反永续、反收益累积”的影响。2013年12月做了重大调整，允许信托无限期存在，加强受益人利益保障，以让在税率上已不占优势的香港信托与其他离岸地进行竞争。
离岸税务需提前安排
除了进行股权隔离、接班、规划代际财富传承与隔离风险，离岸家族信托还具备税务优化与规划的作用（须合法合规）。
对部分税务居民（如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可以实现延期纳税、跨境税负优化；但美国税务居民或绿卡持有者使用离岸信托风险高，需特别设计，否则会触发“Throwback Rule（回溯规则）”、“CFC规则（受控外国公司规则）”等而面临重税。
京华世家家族办公室合伙人李南对记者称：“如果信托受益人是美国税务居民，那么委托人理性决策情形下采取的离岸信托形式大概率是FGT，即外国授予人信托（Foreign Grantor Trust），这类信托在委托人去世后会转变为FNGT，即外国非授予人信托（Foreign Non-Grantor Trust），由此信托中的未分配利润带来触发Throwback Rule的回溯风险等税务风险。”
聂俊峰提及，如果委托人去世后较长时间未进行调整，则可能税务调整的最佳时间窗口将关闭，这也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在实操中，通常会做好备用架构或是清晰的B计划，以备用时处变不惊。
上述信托结构的税务“雷区”在于，委托人去世后未及时调整结构，导致美国受益人未来承担高额税负。因此，把握好“时间窗口期”进行调整是关键。一旦FGT信托转为FNGT后，信托变为“非透明”，自身为纳税主体。如果未来才将“累积的未分配收益”分配给美国受益人，将触发回溯规则，即累积期间按年度平均收入回溯征税，从收益产生年度起加收复利，实际有效税率可能高达50%~70%。
保留实控权等为常见“雷区”
除了上述情况，近年来富豪、企业家设立离岸家族信托“翻车”的典型案例，包括俏江南创始人张兰等，都是因为踩了几大“雷区”——保留实控权、忽略税务合规、资产来源不清、设置时机错误、信托条款不专业。
陈东超表示，信托架构设计可能只占成功落地的10%成本，执行才是关键，包括是否严格遵循信托安排、管理是否合规、是否发生实际控制权混同等。
关键问题在于，许多中国家庭对信托制度的“理解和认知存在偏差”，即中国企业家常常不愿真正放弃资产所有权。但在英美法系中，设立信托必须放弃对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与控制权”。
动机错位也时常发生。许多信托设立是出于避债、避税等目的。一些人设立信托的动机并非真正为了传承，而是想隐藏资产、逃避债务或避税。这样的动机容易导致“动作变形”——行为偏离了信托本质。
例如，张兰的案例就是典型，其信托安排最终未能有效保护资产。当年，张兰将其持有的俏江南股权放入BVI设立的离岸信托结构，以期实现财富隔离和家族资产保护。张兰为委托人和主要受益人，通过信托控制BVI公司，再持有俏江南。
“翻车”原因是，张兰同时为信托结构内控股公司的董事和账户控制人。在与CVC资本合伙人的纠纷中，法院认定张兰对信托资产具有实质控制权。法院最终“击穿”信托结构，裁定其控制的BVI公司名下资产可被强制执行。
陈东超还建议，法律体系与资产所在地相匹配也颇为重要，境外信托控制境内资产风险极大。境内资产（如人民币现金、房产等）如果被纳入境外家族信托架构，在法律适用、汇兑和控制执行上存在严重不匹配问题，容易导致信托安排失效或“被击穿”。例如，境内人民币现金难以被境外信托合法控制，即使通过公司或股权间接控制也存在复杂性和监管风险；境内房产可通过设立境内公司并转让股权间接纳入信托，但结构复杂。
最佳做法是“内外分离”，即境内资产由境内信托控制，境外资产由境外信托控制，这样可以确保法律体系与资产所在地相匹配，增强信托的合法性与可执行性。不过，红筹公司是例外。对于如小米、龙湖地产、阿里巴巴等境外上市的红筹企业，创始人可通过离岸家族信托持有其境外流通股股权，因其资产本身即在境外、股权流动性强，法律关系相对清晰。
聂俊峰则建议证券场内配资，在中国以50后、60后企业家为代表的两代高净值人群步入暮年之际，科学理性、公益向善的家族财富管理和传承理念对未来的中国社会至关重要。其中的核心认知便是科学看待家族信托和家族办公室，系统性认知、设计传承架构安排。避免碎片化“信息茧房”和零散决策导致的信托“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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